改革三十年：评价标准的演化
李华芳
中国改革三十年，回头一望，成绩不小，问题不少。针对改革的反思多半出于一种直觉的感受，即个人的生活是不是比改革之前更好。这是一个关于“生活水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问题的争论，其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斯密关于“体面生活”的论述。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斯密提到在18世纪晚期的格拉斯哥，如果不能在公众场合穿上一件亚麻衬衫，那就是不体面的。如此一来，穿着亚麻衬衫体面出现在公众面前，就成为这一区域的人的“生活水准”的衡量标准之一，当然这也是对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例证。那么生活是不是比以前更好呢？
首先，生活标准的改善表现在人均收入的增长上，从这一点上来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大部分国人受益，收入较改革之前有较大的增长。但针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大多数立足于分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改革是大部分人得益，而少部分人受损，并且得益超过损失，如果进行补偿的话，总体上看还是一个增量改革。这一路的后续研究是探究各种补偿方案，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政策讨论。
另一种与此相似但稍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善，因为所有人的收入相比于改革之前，都有了提高，只是有些人提高快一点，而有些人提高慢一点，改革中没有人受损。这种观点看似过于理想化。但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可能已经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不同人群收入增长的速度悬殊，进而造成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有拉大”的趋势。分配不公是下一步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意味着即使纵向的历史比较角度或能得出所有人收入增加结论，也不能由此就推断改革已经获得了成功。这也为反思改革提供了契机。现有的反思除了研究如何从事后角度进行公平补偿或者再分配外，并没有触及改革的评价标准的问题。实际上，首先应该问的问题是，体面生活或者说“好的生活”仅仅是说收入增加吗？或者问，收入增加与好生活的关系如何？
傅瑞（Bruno Frey）和司徒策（Alois Stutzer）在《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以及布鲁尼等在《经济学与幸福》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一项关于幸福的研究，即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悖论是说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增加。雷亚德（Layard）后来做了一个区分，人均收入低于一万五千美金一年的国家，收入与幸福正相关；而人均收入高于这一数字，收入与幸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生活蕴含着很多方面，正如阿马蒂亚·森反复强调的一样。但幸福的视角无疑比收入的视角更贴近现实生活。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比较穷的时候，收入增加对好生活有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当这个国家普遍富裕的时候，收入增加对于生活的促进作用就下降了，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反而更为重要。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中国目前的GDP导向的增长，何以面临诸多的批评，尤其是来自环保方面的质疑。甚至有观点指出中国必须采用“绿色GDP”指标来替代单纯的GDP，以体现改革中折损的环境成本。
梁捷在最近的一本新书《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中，从金钱、健康、工作、家庭等各个方面，探讨了这些因素对中国人幸福与否的影响，从现实的角度揭示出中国不同人群的幸福感受。尽管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梁捷的研究却显示中国人对改革的评价标准已经不单纯是从收入的角度加以衡量，而是变得更为多元化。这一信号表明，对于改革的评价，也可以从不同于收入的角度作出。
而不平等或者说不公平是影响“体面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森对饥荒的研究，还是哈耶克对经济周期的探索，都表明了一件事情：在一项公共政策或者社会变革中，富人规避风险的手段要多于穷人，因此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是穷人。在经济危机时，穷人受到的损失要高于富人。如此一来，穷人会对超过其心理适应性的收入差距感到不满。桑塔菲学派的鲍尔斯和金迪斯在《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一书中，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证明公平感是人们在分配中的确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公平会对“体面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与主张依靠政府来进行再分配以促进公平的观点不同，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种是对第三部门和公民社会发展的乐观姿态，认为这些部门的成长将会对公平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从而使得中国人生活得更加体面。其主要代表是王名为首的清华学者对中国NGO的一系列研究。第二种是跳出既往的桎梏，采用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视角，来切入对体面生活的解释。这涉及阿马蒂亚·森的一系列著作，包括《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生活水准》、《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上述两种思路，需要依靠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突破，而在现阶段主要是基层民主的落实。
森的研究证实GDP或GNP增长的画面经不起深究。198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比印度高出19%，但要让印度与中国的人均GNP的内在信息一致，1960年的时候必须使印度人均GNP比中国高54%。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那个时期的GNP估计都表明，两国处于相似水平。由此看来，森总结到，GNP计算的表面精确性只不过产生了一副混乱的画卷。森认为在生活水准问题上应该撇开GDP或GNP的视角，转而用功能活动的视角，就会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显然要高于印度人。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的估计，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7岁，而印度只有55岁。中国2/3以上的人扫除了文盲，而印度只有1/3。尽管在其他方面，例如中国未能避免1959～1961年期间的大灾荒，也未能避免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中国公民在更广泛接触各种新闻和信息来源方面依旧存在限制，而印度则要幸运得多。上述论述的关键在于，生活水准上的成功或失败是生活状况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数字去把握相对富裕程度的问题。
从森的角度来看，评价中国改革的标准无疑需要转换到“自由”上来。但自由是一个过于抽象的词汇，落到实处，采用“可行能力”或者说“基本能力”是一个更有意义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功能活动与生活水准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功能活动是生活状况的各个不同方面，或者说不同方面的成就，而可行能力就是实现成就的能力。相对而言，可行能力与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的概念相关：你有哪些真正的机会去过你可以过的生活？
森显然认为之前的物质富裕评价与效用评价标准都不是看待“生活水准”的最好评价标准，而利用功能活动和可行能力的说法，可能是更为合适的。而有意思的是，在判断一个人的生活时，马克思非常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在其设想的人类得到解放的未来社会中，马克思写道：“我能今天做一件事而明天做另外一件事，能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喂牛，晚饭后进行批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又无须成为猎人、渔民、牧民或批判者。”
评价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成就，在看到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从自由-基本能力拓展的角度来衡量，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而争论改革是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善”还是“帕累托改善”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从各个层面对改革的反思也表明，评价改革的标准应避免单一化，应该更多从改革是不是增进了中国人的幸福、是不是推动了人的自由的角度来看待改革的成败。
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思潮与政见
关于三十年改革的几种总体评价
作者 雅尼克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098/article_5931.asp
2008年元旦前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国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如果将于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一直到现在的历史均看作是改革开放的进程的话，那么这一进程已占有从1949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一半的时间了。换句话说，红色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已足可以同其建国史等量齐观了。对于如此重要的一段历史进程，当然需要认真总结，但由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既关系到中国数以十亿计的庞大人口，又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因而，这一总结也必然是多元的和多层面的。在今天的的“思潮与政见”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简单归纳介绍对中国改革的几种总体评价。
海外“观察网站主编陈奎德在一篇题为“三十年，什么“东”“西”？”的文章中，将对改革三十年的不同看法大致分为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所谓左翼统合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和改革时代的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看，因为如此难以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这一看法以目前在香港执教的甘阳为代表。甘阳认为毛泽东时代实际上为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因而毛时代的30年与毛时代之后的30年是连续的、一体化的，二者都是值得肯定的。
另一种是右翼统合派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毛时代与邓时代并没有太大差别。
还有一种观点即自由派的观点，即基本上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区别开来看。其中的代表人物如中国社科院徐友渔认为：“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 此派观点认为，在政治结构上，这两个时代存在着连续性，但也存在着重大区别。
具体到改革时代的三十年来看，中共官方的观点是三十年的改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整体性以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改革理论为轴心，继之以的三个代表理论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而发展至今。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从1978年到1989年属于理想主义的或曰乌托邦式的改革阶段，而经过1989年的天安门惨剧到1992年的短暂停顿时期之后，从1992年到现在则属于某种威权主义的改革。
从极权主义概念来分析中国三十年改革，则可以看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共产政权，失去了意识形态基础和对经济的垄断，从最坚固的极权主义走向了后极权主义。共产政权仍然具有某些极权特征，但逐渐向威权主义演变。
自198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政治层面上说，八十年代中国和九十年代最大的不同是改革的政治前景。1986-1989年间，尤其是在赵的推动下，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前景下推进的。尤其是十三大之后，政治改革启动，党政分开提上议事日程。此阶段的改革虽有曲折，但却有一个基本蓝图。八九以后，情况则大有不同。1992年重启经济改革的邓小平和1997年在邓去世后继任的都无意推动政治改革。九二年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但却没有配套的政治设计。
由于缺乏社会方案与政治蓝图，中国陷入政治僵化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冒险。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前改革期间容忍异议人士的做法相反，中国现政权毫不留情地镇压异议人士，不容忍“政治不正确”的言行。用评论家陈永苗的话说，“改革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枪下，而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全国怨声载道，说明已经对改革彻底丧失了信心。”
【作者: 陈永苗】
吴敬琏
谢谢光华管理学院的诸位领导，使我有这个机会和集聚一堂的同仁们进行交流和切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今后的走向，所以今年一开年世界的好几个主要报刊都把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他们报道的主题，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
我想在这里提供一些自己的思考，准备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它的根源，即发展模式的缺陷；第三个问题，我想讨论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最后，克服这些难点的出路就在于落实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虽然前一个时期在国内有极少数人鼓吹“今不如昔”、现在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之类的论调，但是你看世界论坛上对中国的议论，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是对中国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或者是采取一种怀疑、敌视的态度，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这里只说在我看来三个最重要的指标：
第一，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这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积弱。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GDP增长近14倍。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
第二个突出的成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个突出的成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联合国在2003年发表了最新的减贫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实现的。
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中国的重要国际地位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封的，而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承认。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 “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去对待它，去解决它。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坏的方向发展。
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买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的情况，使得有些地方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外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以上这些，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天天都能接触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是75比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比如说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大概没有超过35%。我们现在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现在达到的水平大致上在45%到接近50%，而消费的比重就严重地偏低。这样就造成了一系列例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致基本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它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为了解决上面讲的这些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经济学界最近一些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
下面我对经济学界的讨论情况作一点介绍：
2003年到2005年曾经有一次关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形成了大量的文献。我自己还就这次讨论写过一本专著，叫《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次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采取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或者叫旧的工业化道路，一定会造成刚才所讲到的内部失衡。运用经济学已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来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比如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增长模式进行的分析就表明，它一定会造成物质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工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降低（“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总之，经济学家们在讨论中得出结论，必须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否则就一定会造成我们刚才讲的内部失衡。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些意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十一五”规划中。
在2006年到2007年关于宏观经济态势的讨论中也对前面讲到的外部失衡的根源和应对办法作过深入的讨论。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宏观经济2007年下半年出现的问题是原来没有预见到的。这种说法恐怕不很确切。事实上，2004到2005年关于汇率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不对出口导向政策及时作出调整，势必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其中，社科院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发表的一些文章，至今使人记忆犹新。后来在2006年7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对这一问题做了一次更集中、更深入的讨论，《21世纪经济报道》做了详细报道。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的做法，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内需不足。这种政策在早期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不能在情况变化以后实现外汇形成机制和其他一些机制的市场化，就会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造成内外失衡、货币过量供应以及由资产泡沫破灭造成的金融风险。2006年年底的《财经》年会上，有一个小组讨论。我在年会的闭幕致辞 《解决内外失衡的出路在于推进改革，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里归纳了学者们提出的意见，对内外失衡的前因后果作了全面分析。
总而言之，这些讨论的结论归结为一点，就是内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观经济表现——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附带说一句，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在说法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既然如此，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转变发展模式的难点
问题在于，转变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只不过口号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且不说苏联早在19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说我们自己，我们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6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在2003年到2007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有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配置的。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第三点，是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 “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比如我记得上上届政府卸任以前讨论农村工作的一次会议上议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把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现在看来，这仍然不够。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事权过度分散，要更加集中。但是这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价格没有市场化，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是行政定价的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促使了资源以浪费的方式进行生产。刚才成副委员长讲到关于燃油的问题，就是一件多年来人所周知的事情，但是迟迟未能解决。
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如果上面这个结论正确的话，出路在哪里也就很清楚了。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出路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也就是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在2003年年末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中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它认为，中国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由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应当摒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回到1976年以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党中央驳斥了这种主张。对应于这种主张，我觉得胡锦涛总书记有三段话讲得非常好，值得我们仔细地品味：
第一段话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二段话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第三段话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一下，看看我们碰到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其实事情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前面讲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其中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应不应当归罪于改革呢？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身上了，农民却缺医少药。不是有一个“最高指示”吗？卫生部应当改名叫做 “城市老爷卫生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不能够运转了，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面，关于社会保障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行政机关作梗，国企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解决不了，这套体系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你说这个责任是在改革还是在没有执行改革决定呢？所以现在就留了好多这样的问题。
有的改革决定得到了推行，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贯彻到底。比如国企改革。在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和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作出了决定以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这个改革似乎就停顿下来了。特别是最近几年有好几家报刊，譬如说《经济观察报》、《中国新闻周刊》都有过这样的报道，叫做“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 这种做法是跟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次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是反着来的。最近我看《中国青年报》有一个报道，说在500强企业里，将近70%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改革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开始加速，这个改革走了几大步，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分歧，民间创办银行到现在也没有松口。总之，要把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其他一些改革，譬如说农地产权改革的问题，在2002年就开始进行过了讨论，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没有进行。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不进行，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譬如我们的房地产问题，如果说地权问题不落实，我想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如果我们是头疼医头，扬汤止沸，而不是依靠改革建立有效的制度，恐怕很难解决得好。
第二个问题是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如今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存在着行政垄断的情况，这是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符的。与此同时，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情况近年来也十分盛行。但是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都牵涉到有关部门的权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来就非常困难。但是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
第三，从市场化改革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虽然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设法治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不只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建设法治国家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从立法的方面来说，数量是不少的，但是从一些基本的立法看来，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党中央一再强调《物权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基本的法律，但是这个法搞了多少年？13年！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干预和坚持，很可能就在2006年就给搅黄了。还有一部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反垄断法》，也花了13年，而且现在仍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目前有一种说法，说反垄断应该只反那些不好的垄断，对于好的垄断 （“有利于国家的垄断”）则不能反。这样一来，一个企业的垄断应不应当反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确定的事情了。例如，中国的电信资费高得惊人，这是与行政垄断直接有关的。难道应该以电信企业是国有企业为理由把这些企业置于 《反垄断法》的调节范围之外吗？
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市场经济，所谓非人格化交易占主要地位的市场经济，没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不能得到保障的。那么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性，办法就只有勾结官府。为什么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法不彰，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具有非常大的作用，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怎么来约束权力呢？惟一的办法是靠法治。
总之，我们要靠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有人说你讲的这些都是一些虚道理，群众要的是实际的利益。其实上面所讲的并不是空洞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包含着非常实际的内容。我个人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担任一些工作，信息（IT）产业或者叫做信息通讯产业（ICT）产业方面的情况接触得多一些。我可以举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信息产业可以顺利地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会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提出一个任务，就是搞好我们的市场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创建新型的产业结构。
目前世界的信息通讯产业正面临着一次大的升级转型：一个是移动的宽带化和宽带的移动化，一个是电信网、广电网、计算机英特网 “三网合一”，还有硬件、软件、服务融合等等。这些变革实现以后，整个信息通信产业的面貌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信息产业正面临着一个大的飞跃。如果我们继续维持旧的产业格局，靠今天在座的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给外国人“卖硬苦力”过日子，就会越来越艰难。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很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就是信息产业的增长大大高于GDP增长、盈利也大大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盈利的状况最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表明，旧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努力实现产业升级。
那么，我们有没有条件改变旧的产业模式、实现信息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呢？我认为条件是完全具备的。我这里说三条：第一，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信息产品市场。比如说，无论是移动通信网还是固定通信网，不管是网络容量还是用户数量，中国从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就掌握着这种资源。第二，中国有世界最强的硬件制造能力。现在许多信息产业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代工的。现在西方上层中产阶级聚在一起有一个“节目”，是交流怎么玩i－Phone。苹果的iPhone的确是名不虚传的高端产品，制造工艺十分精细，界面很漂亮，功能很齐全，操作很便利。当然，卖得也很贵。可是最近我在美国惊奇地发现，iPhone不但是在中国制造的，而且是由深圳发货、直接寄达顾客的。第三，近年来中国研发力量成长的速度大大加快，突破性的技术发明开始涌现。虽然中国制造里面的知识技术含量还是很低，可是这方面最近进步的速度很快。早在本世纪初，中国具有高等学历的科学和技术人员的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根据OECD去年的报告，中国研究经费投入总量也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而且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看新发明，包括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正在涌现。总之，由于具有这些条件，中国的ICT产业完全有可能在世界ICT产业即将全面展开的升级中上一个大台阶。改变我们的ICT产业的面貌，创建的一些拳头企业，在这一产业的某些领域里面起到主导作用也完全有可能。然而，重要的是把这些具有突破性的发明创造变成产品，转化为产业。由于体制上的缺陷太多，交易成本太高，甚至由于行政部门运用自己的行政权力设置障碍，使这些很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或者成了“小老头企业”，最终被别人超过。我看到去年《商务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题目叫 《信威的故事——关于自主创新的一声叹息》，讲的是一个四代无线通讯创新创业失败的事例。我没有去核对它讲述的事实是不是都很准确，但是就我所接触的情况看，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所以我说，中国的ICT产业的升级转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有效的体制，正确的政策。
能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而这里面政府机构端正自己的行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一方面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实现最近广东省委提出来的，用解放思想来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机制体制的障碍，来推动改革开放和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也要在这个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大潮里面尽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当然，经济学家所能够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不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包打天下，因为社会生活是具有多个方面、多个子系统的大系统。经济学家只能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自己的专业见解，汇集在整个社会的智慧库里面供决策参考，这也需要社会各界对经济学家有所理解。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应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每个经济学家只代表自己说话，对自己观点负责。所以所谓“三个经济学家会有五种观点”是完全正常的。舆论一律只能扼杀学术创新。特别是要考虑到，现象和本质是有区别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是有矛盾的，因此，“理末易明、善末易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妄称自己就代表真理。加上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教育背景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方法不一样，所以就有不同的观点。应该要提倡理性思考，相互切磋，这样也许能使我们的观察比较准确，提出的解决办法比较全面。
最后我想指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自身的改革。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 “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
